在淮海战役中，国民党的战略决策屡屡失误，用“昏招连连”来形容毫不为过。其中最为奇特的一次失误，莫过于他们那史无前例的“十字阵”。这个违背军事常规的“十字阵”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？
一、
在淮海战役爆发的前夜，南京国民政府的局势已是摇摇欲坠。与此同时，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，47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即将遭受灭顶之灾。百万东北野战军即将挥师入关，一旦这关外的雄师猛将涌入中原，国共内战的胜负似乎已经可以预见。
蒋介石及其幕僚未曾料及，华东野战军自济南解放之后，亦悄然启动了他们的战争机器。身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，粟裕大胆向毛泽东直言，强烈建议集中华野和中野的主力部队，在淮河以北展开决战，以期一举成功，彻底剿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。
毛泽东对粟裕宏伟的构想深表赞同，随即挥洒自如，将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的雄厚兵力悉数托付于他。粟裕受命后，即刻调度华野全军进行战术部署，兵分多路向南挺进，就此吹响了国共之间决战的第一声号角。
转而审视国民党一方，他们又将如何做出对策。正当粟裕的雄师即将挥师南征之际，国民党精心策划了一项庞大的反攻战略。
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尚未实现集结，杜聿明意图借此良机，先行发动攻势。攻击华野，击溃一部，扭转被动。
正当杜聿明决意将这一关键信息传达给蒋介石之际，蒋介石却另作安排，下令将潜伏于葫芦岛的东进兵团召回，意图避免其被东北野战军包围并予以歼灭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杜聿明只得率部北上，幸而他不负重托。他巧妙运用“暗度陈仓”的策略，成功地将东进兵团安全撤回。
待杜聿明重返徐州之际，其原先制定的反攻计划已延误二十余日，反遭粟裕巧妙布局，抢占先机。
临行之前，杜聿明已对战场进行了周密的部署。尽管豫东与济南战役相继告捷，国民党内部并未弥漫悲观情绪。自始至终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势力对自身力量过度自信，而对解放军的实力则估计不足。在他们眼中，战败不过是暂时的挫折，坚信国军仍能掌握战场的主动。
在部署战术时，国民党依旧维持着攻势姿态，将主力部队沿陇海路一字展开，形似常山之蛇的阵势。若国民党军队采取主动进攻，此种布阵尚可应对。但面对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的大规模南下，此阵型显得极不适宜。
都说一字长蛇阵，首击则尾随至，尾击则首随至，腰击则首尾俱至。此言虽显圆满，实则践行不易。此间，指挥官须对军队有全然驾驭，需拥有一支训练有素、进退有度、谦逊不躁的部队。然而，国民党军显然未能满足这一标准。
为确保战略稳妥，调整阵型势在必行。国军最高统帅部经审慎考虑，决定以徐州为中心构建战线，主力部队应沿津浦路进行南北方向的灵活调动。在此过程中，应舍弃陇海路东部的海州、新安镇乃至碾庄、曹八集等据点。同时，需巩固宿县等铁路关键节点。黄百韬兵团与邱清泉兵团应集结于徐州周边，形成攻势防御态势。
观察阵型变化，已由东西延伸转向南北分布。从战略层面考量，此举措无疑是明智之举。守卫长江，必先稳固淮河防线。借助津浦铁路的运输能力，物资补给得以持续不断地输送到前线。在徐州地区，黄百韬、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等兵团齐聚一堂，构筑起一座坚不可摧、犹如磐石的“大铁砣”。即便华东野战军拥有四十万之众，亦难以撼动其分毫。
死亡十字阵
尽管规划看似无懈可击，实施过程中却往往困难重重。以中国国家足球队为例，我敢断言，每一名国家队球员在业余场上都能轻松施展类似马拉多纳、梅西般的技巧，任何动作皆能游刃有余。然而，一旦面对实力相当或略胜一筹的对手，他们的动作便会显得笨拙不堪，失误连连，甚至令人捧腹。
同理，国民党军固然不乏英才，其制定战略计划的能力亦堪称出色。然而，面对粟裕与华东野战军的强大实力，他们又怎能轻易地实现既定计划？粟裕必然将采取军事行动，对其实施牵制。
因而，国民党军的战略调整，迅速招致了一场不可避免的败局……
二、
在中原地区，国民党军队主要划分为徐州“剿总”与中原“剿总”，分别由刘峙与白崇禧担任指挥官。国民党高层察觉到中原野战军有与华东野战军联合的迹象，这无疑是一则令人忧虑的消息。
1948年10月22日，何应钦紧急召集顾祝同、郭汝瑰等将领，共同商讨中原战局。何应钦指出，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具备协同作战的潜力，然而国民党军队却分别隶属于华中、徐州两个“剿总”，若分兵作战，极易被敌人各个击破。与此同时，徐州的刘峙上将，其军事思想陈旧，忠诚有余而能力不足，难以承担起中原战局的重任。基于此，何应钦主张将华中、徐州两大“剿总”统一指挥，而这一重任应由被誉为“小诸葛”的白崇禧来承担。
相较于刘峙，白崇禧在军事方面的造诣显然更为卓越。在对抗中野的交锋中，白崇禧屡占先机，使得中野部队在大别山区几近难以立足，最终在重重困境中被迫撤出群山。鉴于他卓越的战绩，白崇禧无疑是统一指挥的首选。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将徐州与华中两大“剿总”统筹一脉，乃是白崇禧长久以来的坚定主张。自卸任国防部长之职后，白崇禧便肩负起“华中剿总”司令员的重任。
白崇禧深信，若解放军倾力南征，国共双方在中原必有一场决战。坚守长江，必先巩固淮河防线，故而华中“剿总”的指挥中枢宜设于蚌埠。与此同时，中原的兵力必须实行统一调度，绝不可各自为战。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五省应形成联防体系，方能高效调配军力，与共军展开决战。
当白崇禧提出个人见解时，蒋介石却未予明确回应，反而将华中战区一分为二，设立“徐州剿总”和“华中剿总”。这一决定令白崇禧深感震惊。徐州地处四战之地，虽可作为攻势的出发点，但若战局转为守势，其易攻难守的劣势便显露无遗。加之刘峙能力平庸，实难胜任中原战局的重任。
白崇禧对蒋介石直言：“若将中原之军力分散运用，未来必遭败绩。”然而，蒋介石并未采纳其意见。此前，白崇禧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，而蒋介石对此心怀芥蒂。白崇禧若掌管中原军政大权，恐将与李宗仁联手，对他构成威胁。这绝不可行。
白崇禧目睹计谋无法施展，遂愤然出走上海，坚决拒绝接受“华中剿总”司令的职位。直至蒋介石亲自派员，好言相劝，软硬兼施，方才说动白崇禧前往汉口履职。
淮海战局的最终走向，无疑充分证实了白崇禧的谋略确实更为高瞻远瞩、更为稳健可靠。在何应钦眼中，虽已为时已晚，但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。现华中“剿总”与徐州“剿总”的合并，白崇禧定将肩负起指挥的重任。
白崇禧领兵时，通常不过拥有十余万之众。指挥数十万雄师，向来是白崇禧的志向。如今赋予他统领中原多支国民党主力兵团的重任，岂不是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夙愿？
“何来暂时？直接由健生统一指挥即可！”
10月24日，何应钦脸上洋溢着喜悦，向白崇禧发出电报，指令其立即统一领导“两个剿总”。紧接着，10月29日，蒋介石与何应钦携手发出电报，邀请白崇禧前往蚌埠设立指挥中心，如白崇禧所期望。
10月30日，南京举行了一场重要会议，蒋介石特邀请白崇禧莅临南京参与讨论。在会上，白崇禧毫不犹豫地承诺将接受统一指挥，并对华中“剿总”的部署进行了相应的调整。
仅仅过了一天，局势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郭汝瑰汇报完徐州“剿总”的兵力部署后，白崇禧的面容瞬间笼罩上了一层深沉的忧虑，但紧接着，他的态度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：
“诸位要求我统一调度，实则不过是为了指挥12兵团的行动。既然如此，便请将12兵团调遣去吧！”
此语一出，满座皆感惊讶。白崇禧不一直是力主统一指挥的吗？怎么突然选择放弃了呢？
“总统对我甚为器重！”
白崇禧，与蒋介石同属坚定的反共阵营。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中，他亦成为首要的罪犯之一。在大别山时期，白崇禧对待共产党人同样手段残酷，毫不留情。尽管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门户之见，但与共产党之间的对抗，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仇敌对决。白崇禧断然不会做出损害自身利益之事。
白崇禧为何变卦？
三、
白崇禧之子白先勇透露了该答案的真正含义。在台湾期间，白先勇曾向父亲探询，为何当时没有接受指挥权的职位。
白崇禧坦言，在应允接管指挥权之际，他尚未对国民革命军的整体部署进行详尽研读。然而，一旦深入掌握了国军阵线的具体布局，他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
如前所述，面对华野的南下攻势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战略调整，将原本沿东西线部署的徐州“剿总”部队改为南北布防。然而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，却出现了显著的偏差。
国民党的数个兵团沿陇海与津浦铁路线展开，依次排列，构筑出一幅“十”字格局，却是一个首尾无法照应、彼此难以支援的“僵化十字”。此刻，华东野战军犹如一把巨扇迅速合围。国民党军队面临着被分割、逐个击破的严峻危机。
刘伯承将军对这一情况看得十分透彻，他不禁放声大笑，称其为国民党的“绝命十字”。鉴于蒋介石信仰基督教，他恐怕将最终被牢牢钉在这个“十字”之上。
当前，不利的局面已然形成，而调动数十万大军并非短期内可轻易实现之事。因此，白崇禧对何应钦直言不讳地表示：
“徐州剿总”的兵力部署已然如此，试图加以变动，实已错过最佳时机。
白先勇评价：
这将是一场无法挽回的败局，即便他亲自担任指挥，也无力扭转局势。”
六天后，淮海战役爆发。
四、
正如白崇禧所预见，淮海战役自始至终，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。在所谓的“死亡十字”上，国民党军队每前进一步都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，失误的容忍度极低，一旦稍有差池，便可能遭受围攻，乃至全军覆没。最先遭遇不幸的，便是黄百韬的兵团。
正当黄百韬兵团向西方挺进之际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。张克侠与何基沣突然发动了起义，切断了黄百韬西进的路径，使得徐州东北的门户洞开。而此时，杜聿明尚未从东北返回，徐州“剿总”司令刘峙却施展了他所谓的“猪将”之能，将原本驻扎于碾庄圩的李弥兵团调动至徐州。这一举动导致黄百韬失去了与李弥兵团汇合的可能性，从而被完全孤立。到了11月11日，黄百韬兵团最终被彻底围困。
恰在此时，蒋介石急令“华中剿总”火速派遣兵力支援淮海战役，以解黄百韬之围。白崇禧深知此举犹如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根据行程分析，华中“剿总”的12兵团、第三兵团以及王凌云所辖的两个军若欲增援徐州，势必要穿越中野的控制地带，极有可能遭受围歼。此外，一旦这些兵团被调离，武汉与宜昌的防御便岌岌可危。
白崇禧还是选择了放行12兵团，毕竟这支中央军的主力部队，白崇禧本人也难以有效指挥。因此，黄维兵团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东进，却不幸落入了中野的包围圈，最终被困于东西长20里、南北宽15里的狭窄地带。
白崇禧手中仍掌握着十万雄师，随着战局日益紧张，焦急不安的蒋介石再次将目光锁定在白崇禧掌握的那部分兵力之上。
他下令白崇禧即刻调度张淦的第三兵团，经潢川进行增援。白崇禧闻言，心中焦急万分，不禁自嘲：“这不就是‘葫芦娃救爷爷，一个接一个送’的戏码吗？”于是，白崇禧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一命令。
在电话那头，白崇禧与蒋介石爆发了激烈的争执。面对蒋介石的严厉逼迫，白崇禧始终坚守立场，不予妥协。蒋介石警告道：“若徐州战事失利，整个局势将随之崩溃！即便调兵遣将，一旦武汉发生变故，也无需你承担责任。”然而，白崇禧只是淡淡回应：“军人在外，君命难以约束。”
蒋介石面对白崇禧的坚决抗拒，无奈之下只得舍近求远，下令鄂西驻军宋希濂的14兵团紧急驰援。然而，当14兵团的第28军和第20军抵达汉口之际，白崇禧却亲自出面阻挠，坚决不允许调动。在何应钦的反复劝解下，白崇禧才勉强同意松口。
“在军队向南京行进的过程中，除非接到我的亲自手令或新的电报指令，否则不得接受任何人的指挥，亦不得调整原定计划……”这里的“任何人”，实则是指白崇禧一人。
白崇禧听闻此事后，却如此回应：“若共产党发起对襄樊的攻势，务必将第二军控制在宜城、荆门地区，同时令第七十九军与第十五军向北发起攻势。”他更是威胁道，若蒋介石将第二军调离，他将辞去职务。
鉴于此事，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爆发了第二轮激烈的争执。蒋介石猛烈指责白崇禧违抗军令，而白崇禧则辩称：“对于合理的命令，我自当遵从；至于不合理的指令，我无法接受。”双方你来我往，交锋数十回合，一番电话沟通长达半小时，但最终仍无果而终。蒋介石愤然将电话摔于地上，用宁波方言咒骂道：“他妈的！”
第十四兵团与第二军均未能及时参战于淮海战役，这一事实亦无法逆转国民党军队的败局。
在淮海战役中，白崇禧的指挥表现引起了蒋介石亲信将领的不满，他们指责他如同“黄鹤楼头观翻舟”。陈立夫则愤愤难平，咬牙切齿地言道：
敌军自山东济南发起了攻势，然而李宗仁的桂系部队却选择按兵不动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对蒋介石的态度也颇为无礼。白崇禧甚至擅自发电报违抗军令，其意图显然是盼望着蒋介石直属的部队遭受重创，以便自己一方能够乘虚而入。这种居心叵测的行为，令人深恶痛绝。
在我看来，白崇禧的意图并非如此简单。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都或多或少地放大了蒋白之间的分歧，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。如果不是这样，白崇禧在冒犯蒋介石之后，又怎能如此安心地逃往台湾，而不是像李宗仁那样，选择在美国隐居？
白崇禧对蒋介石的看法颇为深刻，他常言蒋介石在用兵时过于独断，难以接纳正确的建言，在军事指挥上实属无力。
与其让蒋介石在赌局中输得倾家荡产，不如保留部分资本，以维系国民党军主力所剩无几的战斗力。白崇禧自信满满，他坚信只要自己亲自镇守，便能守护华中地区不失，至少能够支撑起西南半壁的局势。
事实表明，淮海战役并未如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那般，将全部兵力倾注其中。在80万国民党军中，仍有25万部队选择撤退。白崇禧的“贡献”显然不容忽视。
白崇禧的行动并非仅仅是出于一己之私，实则出于对南京国民政府整体利益的考量。及至台湾时期，面对议员的弹劾，他在徐蚌会战中因“见死不救”而遭受指责，他随即自我辩称：
在徐州会战期间，我派遣华中主力的5个军和1个师增援徐州，其中多数英勇捐躯，剩余部队则需与刘伯承部周旋，无法调拨支援。如此情形，怎能说是袖手旁观，坐视成败呢？
白先勇为父辩解。
徐蚌会战，国民党军遭遇挫败，一时间流言纷飞，有人将战败之因归咎于我父亲在华中按兵不动，未能及时驰援徐州。然而，这纯属无稽之谈，我父亲不过是代人受过，成为了这场不实谣言的牺牲品。
“白健生善终，真幸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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